【理响中国】深刻理解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历史意义

1980年代的英国私有化和1990年代的前东德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也从未允许任何重要的国有企 业出售给外国人。

虽然这个现象让人很失望，但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应对危机，我们不得不采取很多刺激措施。

但这又开始让人们担心经济模式转型是否被延误。过去十年，对国企的投资是对民企投资的３．５倍左右，但在就业方面，民企每年都在创造５００万个就业机会，而在过去十年里面，国有经济平均每年损失掉１００万个就业机会，甚至在１９９８年的时候损失了２０００万的就业岗位，在２００７年的时候，继续损失了１００万的就业岗位。面对危机，有时我们显得过于乐观。这说明五四运动推崇的赛先生，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对中低收入家庭来说，如果有更多的金融产品，像最近几天银监会推出的在五个大城市进行消费金融公司的试点，就是非常好的一步，这可以使中低收入子女在成长期间，可以与有钱人家的子女看齐。

我们知道，美国教育制度很重视创新。上世纪８０年代，当时外汇太少，需要强制结汇。能不能做到，不能完全靠市场调节，同时要靠国家计划的调控。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国民收入的分配，还缺少考虑。但是有了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宏观政策的介入和支持，可以弥补一部分出口和投资的下降，探底就可以缓于钟摆的自然摆动，在略低于潜在增长率即在6%-8%之间达到谷底。冷静地说不是平稳而是大落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除了货币金融、财政税收,还包括国家计划。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60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大家都知道,托马斯·弗里德曼是美国新闻界鼓吹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

特别是在经济总量综合平衡、环境资源保护以及社会公正方面引发的问题,不是市场能够自行解决的。因此,这些年来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宏观计划调控滞后于市场化的危险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运行机制,由传统计划经济逐渐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不是回到过去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旧模式,而是计划与市场关系在改革新阶段更高层次上的综合。

(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1页)30年来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除了前述原因外,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公降私升和化公为私的滋蔓,才是最根本的。这甚至可能比美国还要高。但是,指望它们从根本上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是不可能的。智慧来自经验教训:要尊重市场,而不能迷信市场;也不要迷信计划,但不能忽视计划。

党的十七大重新提出发挥国家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但有不少人犯了市场幼稚病,甚至发展到对市场迷信的程度。

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60页)。长期以来,好多人对此不屑一顾,现在没有几个人敢继续怀疑了。

2007年瑞典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瑞典财富集中程度其实与美国不相上下。人家的长处,我们要学;自己的长处,我们不应扔了,要更充分地发挥。宏观计划调控和共同富裕离不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前面讲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区别,一是人民性,二是计划性。今天,西方的政要们面对经济危机大惑不解,有的干脆去读《资本论》以寻找答案。这两点的实现都离不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而是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

但是国家计划的宏观经济导向作用有日渐减弱的趋势。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所有制决定分配,财产占有上的差别,才是收入差别最大的影响因素。

市场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这是市场经济的优点,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强大的动力。全球金融危机条件下尤其需要加强政府计划职能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央果断采取启动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决策。

如果公有制比重过低,那么国家的宏观计划调控的实施难度就大了。市场追求的常常是眼前利益最大化,而不是长远利益最大化。

最近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随即扩大为全球经济危机,这说明资本主义本质上没有改变,马克思的分析依旧没有过时。中央决定上大飞机,就是计划行为。江泽民同志讲得完全正确。这里强调公有制为主体,是很关键的。

十四大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因为:第一,现在的国家计划不是既管宏观又管微观、无所不包的计划,而是只管宏观,微观的事情主要由市场去管;第二,现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是市场,计划是弥补市场缺陷的必要手段;第三,现在的计划主要不再是行政指令性的,而是指导性的、战略性的、预测性的计划,同时必须有导向作用和必要的约束、问责功能。

对于市场与计划,实践中,正确的做法应是: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充分发展它们各自的优势,避免两者的缺陷和不足,使之互相补充。我们的长处,发挥计划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不管这一大事是发展新能源,还是缩小收入差距、产业升级、环境保护、国土整治,等等,正是他所羡慕的。

强调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不是固执于教条,而是说你不这样,就无法避免两极分化,就无法做到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靠财政税收、转移支付、完善社会保障等手段来缩小收入差距,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现在也开始这样做了。像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典范瑞典,长期采用财政税收等手段来调节社会分配,效果依旧不大。

但计划工作也是人做的,人不免有局限性,有许多不易克服的矛盾,比如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利益关系的矛盾,等等,计划也就不会十全十美了。全球经济危机的警示 这些年来,许多人常常把西方资本主义称作规范的、成熟的、现代的市场经济,意思是说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克服了内部矛盾,可以避免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即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已经过时了。(《刘国光文集》第七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页)这也算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口,我对于不要忘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计划的提醒吧。连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萨缪尔森都承认,收入差别最主要的是拥有财富多寡造成的,和财产差别相比,个人能力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

要是按照迷信市场的比较优势理论,我们只干八亿条裤子换一架飞机的买卖就成了。党内没有一份重要文件明确将改革方向简单片面地定位为市场化改革。

由于历史原因,我们过去过于相信计划的作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针是十四大确立的。

时过境迁,一些人从迷信计划变成了迷信市场,从一个极端蹦到了另一个极端。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西方兴起了新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遇到的问题,不是出自资本主义本身,而是过多的国家干预造成的,只要减少国家干预,资本主义就会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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